据媒体报道，衡水市桃城区法院向衡水市第一中学、衡水中学实验学校等辖区内所有相关学校发出司法建议，对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子女就读高收费学校进行限制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，舆论迅速分化为两派：支持者认为限制的高收费学校，并不影响子女正常的受教育权。而这种做法，又能够打到“老赖”的痛处；反对者称，法律惩罚的是“老赖”，“殃及”子女是“连坐”。受教育权是平等的，不应该赋予前提条件。

衡水并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。

更早前，山东潍坊市昌乐二中在官方网站上发布了2018年招生简章，在对“市外考生”的报名要求中，增加了一条硬性要求，那就是“报名考生家长必须无失信记录”。校方回应，昌乐二中是民办学校，限制“老赖”的高消费行为也有法可依。

经过舆论的发酵，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支持法院的做法。高收费学校毕竟不是公立学校，“老赖”子女并不是在学籍上被划入另类或者区别看待，而只是不能“高消费”。就像法律并没有限制“老赖”的出行，而只是限乘飞机。

事实上，公众对于“老赖”深恶痛绝，各种限制“老赖”的高消费行为几无异议，唯独在“限制子女就读高收费学校”一事上被触动敏感神经，也是在争论这是不是征信的边界。当然，讨论的结果最后是没毛病，大家出于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关心所提及的疑虑，都在很大程度上被解疑释惑，政策锁定的还是“老赖”和“高消费”，而不是他们的子女以及正当权利。观点总是越辩越明，真理总是越辩越清。

不过，征信边界这个事情，确实引发越来越高的关注和辩论。在中国，信用社会不够成熟，向来是我们市场经济的短板。因此这些年征信的快速发展，大家的态度基本是点赞。但凡事也存在过犹不及的一面，如果没有很好地厘清边界，会让征信偏离自己的核心功能，而负载太多的诉求。

比如，水电煤气欠费被纳入征信，就值得商榷。因为导致费用拖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并不一定就是用户的责任和过错，如此“一刀切”显然会误伤，反而影响征信的公信力。再比如高铁吸烟，这个行为当然既是不安全的，也是不道德的，理应惩戒，但是否就需要纳入征信？如果将大量社会治理问题征信化，将征信的边界不断扩大，难免失焦。因为，如果什么都管起来，可能顾此失彼，什么都管的不够好。

征信是个好制度，提高大家的犯错成本，倒逼人们更具“规则意识”和“契约精神”。如何用好这个制度，如何保证这个制度的精准度和力度，需要宏观审慎和与时俱进。简单的“一征了之”或“一征就灵”思维，是偷懒的。